生活雜誌 龍哥的“胭脂”

2010-11-24 16:10


藝| 龍哥的“胭脂” |2010年11月號|總60期
文:晏禮中

座椅後背上的小螢幕顯示,飛機正在穿越俄羅斯。
徐龍森脫掉皮鞋,將腿盤到座位裏,端正坐好。機艙裏有些冷,他要了塊毯子搭腿,又要了杯白開水,近期的勞累讓他體質下降,出發前,他又感冒了。
他把螢幕旁的遙控器拿過來,切換到娛樂模式。北京到巴黎,十小時航程,不可能一直看模擬小飛機在面前展示航行軌跡。他選了部美國槍戰片,片子沒字幕,他也不懂英語,他只是看著畫面上身著沙漠迷彩的美國大兵們在中東場景的街頭跑來跑去,耳機裏充斥著叫喊聲和槍炮聲。
他喜歡用這種不動腦子的電影來打發時間。戰爭場面有時也讓他想起自己的展覽,作為一位山水畫家,他給自己在西方的展覽起了個名字——“西進序曲”。
片子看不了多會兒,他就得起身。他在機艙裏來回走動,背過雙拳捶打自己的後腰,腰椎間盤突出折磨了他十多年,久坐不住。乘客們要麼戴著耳機在娛樂,要麼在打瞌睡,機艙裏很安靜。去年他的“山不厭高”展覽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舉辦時,他心血來潮請了五十來人一同飛過去,機艙裏全是被他稱為“烏合之眾”的朋友們,歡聲笑語,熱鬧非凡。
那是一次給他帶來巨大自信的展覽。
近三十米高的“山水”懸掛在布魯塞爾大法院45.8米高的大廳內,巨大的中國山水畫將人們帶到了另一個空間,大法院的概念消失,他用自己的藝術完成了“空間大挪移”。
最初,當地人並不同意讓他在那兒做展覽,人家說這裏是法院,不是美術館,做展覽得有個說法,比如那些巨大的山水畫和法律有什麼關係?他想了想,回答說:“我的作品追求的是秩序感和崇高感,有了秩序感和崇高感法律才能平等”。就這樣,他說服了別人。
布魯塞爾的展覽做得聲勢浩大。他不是來迎合西方的,他是來進攻、來覆蓋、來輸出價值觀的。從把展覽辦出國門的第一天起,他就把自己想像成一個孤獨的角鬥士,扯著嗓子為自己譜寫的“西進序曲”吹響號角。
奇特的想法跟他被孤立的童年有關。他的性格是分裂的,極端野蠻又極其講理。他討厭隨波逐流,永遠不和大多數人搞關係,主流在哪里,他就往反方向跑。在那些曾經待過的單位,沒有領導喜歡他。他一高興,或一不高興,便一拍桌子走人,從不顧及別人。
他的童年是在過去四行倉庫附近的弄堂裏度過的。那地方曾經因阻擊過日軍而聞名。弄堂是條很長的彎彎曲曲的胡同,裏面住了很多人,從弄堂口走到底兩邊有很多岔,岔都是死胡同,蜈蚣一樣。
他父親是七級電焊工,解放前,帶著兩個徒弟幫別人燒電焊,解放後劃成分時是“小業主”,到了“文革”升格為“不法資本家”。他父親生性懦弱,一輩子不與人家爭,即便母親跟鄰居打架,也從不出來幫手。
他對世界的記憶是從抄家開始的。他記得那些在他家翻箱倒櫃,撕開被子看裏面有沒有藏東西的人。一張張兇神惡煞的臉從進來,到離開,全都刻在他高度恐懼的腦子裏。他那時還不懂得什麼叫對現實不滿,內心深處只是抗拒,對社會現實的強烈抗拒。
後來,很多被他稱為“滾地龍”的小孩每天在弄堂裏等著打他。很多人他是認識的,這讓幼小的他無法理解。他只知道,要上學就得沖出去。
他的兄弟姐妹們性格懦弱,挨打從不還手,“滾地龍”們打著沒勁也就不打了。只有他永遠在還手,打不贏也還。拳頭打不過時,他便拿石頭砸,幾乎天天打。他的訣竅是不要命。他見血就興奮,打到最後,腰上一根鐵鏈,屁股後一把小刀,書包裏幾塊石頭成了他上學的標準裝備。他童年的精力都在應變上,每時每刻發生的不確定性讓他像豹子一樣矯捷。
這次來巴黎,他沒請什麼人。一來,展覽空間有限,只有98平方米,是他辦畫展以來所遇空間最小的;二來,他想把這次的展覽做得相對個人化一點。他甚至不覺得這算得上一次正規的展覽,在他的“西進序曲”中,這只是次個人化的“文化事件”,只是段“小插曲”。
展覽設在奥古斯丁大街7號的頂樓,那裏曾是畢卡索在巴黎的畫室。1937年之後的二十年裏,畢卡索在這樓上完成了許多重要作品,其中便有《格爾尼卡》,那幅聲討法西斯的大畫。
那地方是邢曉舟帶他來的。他們認識了十多年。曉舟年輕時便來了巴黎,儘管沒什麼姿色,但憑著中國人的精明能幹,還是嫁了個“有來頭”的法國老公,如今也混成了巴黎的名媛。
他清晰地記得,當自己跟著曉舟爬上那頂層,抬頭看到螺旋形樓梯上方的畢卡索照片時,他心底泛起著怎樣的激動。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激動,只是覺得冥冥中自己和這裏將會發生某種必然性的聯繫。
他告訴曉舟,他希望自己的每次展覽都在特別的地方舉行,所以他想在這裏做展覽,想將自己的山水畫放進來。曉舟問他為什麼?曉舟說,這麼小的空間放不了你的大畫。他說,我除了畫大畫,也能畫小畫。這地方雖然小,但歷史好,自己的作品放進來,定能在這空間裏發生些什麼。他說自己相信多維空間,相信靈魂不滅,相信自己的精神能在這裏得到印證,相信那些代表了他“胸中丘壑”的山水能給這個在美術史上佔據特殊地位的地方帶來文化格局上的意義。
空間現在屬於一個叫做法國國家藝術教育委員會的機構。機構主席阿蘭年輕時曾是位優秀的鋼琴家,因此,徐龍森並非第一個來這裏展示才華的中國人,在他之前,阿蘭曾請郎朗上來彈過琴。
從小,他各科成績都差。直到現在,他也不懂拼音,不會正確使用標點符號,用不了沒有手寫功能的手機。他總想找條路讓自己出人頭地,但自卑感一直籠罩著他。直到他進入上海工藝美校,他才發現自己畫畫學得比別人快。美校畢業後,他在玉器廠給玉石拋過光,在醫院給宣傳科畫過黑板報,在社會上做過一些零星的城市雕刻。後來,他成了上海灘鼎鼎大名的畫廊老闆,接觸了各種藝術,但骨子裏依舊保留著對山水的喜愛。他並不追求和古人畫得一樣好。他要的是“橫空出世”,要的是為中國山水畫立個“新的里程碑”。他覺得沒有開創性,沒有開拓疆土的事做了也沒有意義。
他徐龍森是沖著畢卡索來的。在他眼裏,畢卡索具有開創性,是自由的象徵。沒有限制,沒有國界,沒有法律,一切都只服從於自己的意志,跟他一樣。
他並不在乎有多少人來看他的展覽,大多數人在他眼裏是“無效的”,他只在乎那些“特別有效”的人。曉舟能把他們請來。當然,為了這些“特別有效”的人,他要付出一筆不菲的費用。
飛機在巴黎戴高樂機場緩緩降落。
他第一次來巴黎是2003年。那年,文化部向他借了幾幅油畫去參加“中法文化年”,他便成了代表團的一員。他是上海人,對上海人來說,巴黎是親切的,因為上海被稱為“東方巴黎”。他從小踩的蘇州河邊上的花崗石做成的台咯路據說就是法國人造的。
他在蘇州河邊生活了49年。但他不喜歡上海,總覺得上海人的思維格局小,還喜歡裝高檔,總覺得自己的個性跟老鄉們合不來,老鄉們總愛占他便宜,還說他壞話。
後來,他結束了上海的一切,鐵了心來北京。在北京東五環邊一個叫駝房營的地方買了五畝地,建了座規模巨大的徽式庭院,幾乎遠離了他所有的朋友。在過去的幾年裏,他在一種封閉式的生活中尋找安寧。他畫的畫亦大亦小,兩極張力。而這些張力,伴隨著他深沉的孤獨。
每畫一段時間,他總會去附近一家叫“東都”的夜總會唱歌,宣洩自己的壓力。他喜歡隨意叫上些有趣的年輕人,聽他們龍哥、龍爺地叫自己。酒到酣處,他會邊唱歌邊跟他們擁抱,拍打著他們的後背,對沙發上那些長得奇形怪狀的夜場小姐喊道:這是我兄弟!
除了到夜總會唱歌,他還用失重的方法放鬆自己。身體在游泳池裏漂浮著,地球引力消失了,自由得一塌糊塗。他喜歡半閉著雙眼,兩腿稍稍岔開,讓自己的身體靜靜地漂浮在游泳池上。
自從把父母從上海接到北京之後,他對上海唯一的懷念便只有上海博物館,他跟山水畫之間的緣分是在那裏賦予的。他泡了幾十年上海博物館,泡出一雙火眼金睛,任何展覽,如果作品不吸引他,他從不停留,也不看作者的名字。他練出了自己的藝術直覺,相信一幅好作品會主動跟自己說話。
由於古畫看得過多,他幾乎沒有早期作品。他發現自己對筆墨的要求也莫名地高起來,下筆就不對,一畫就不滿意,眼和手的距離差太遠,完全沒自信,直到某一天,他猛然發現具備了“無中生有”的能力。
計程車經過蓬皮杜,經過凡爾賽,儘管巴黎來了不止一次,但這些地方他依舊沒去過。經典的地方總讓他心生排斥,他要擺脫它們。對於巴黎,他印象最深的只是那些梧桐樹,樹下鋪了一層沙,不是黃泥。
到了酒店,稍作休整後,他便催促著助手們去奥古斯丁7號布展了。小畫他隨身帶著,大畫通過物流公司空運過來。畫據說下午2點能從海關出來,4點運到場地。第二天晚上是開幕酒會,所以,他只有一天多的布展時間。
奥古斯丁7號離巴黎聖母院不遠,巴黎聖母院離羅浮宮不遠,羅浮宮離中國人愛去搶購奢侈品的“老佛爺”不遠,“老佛爺”離他住的酒店不遠。他沒有叫計程車,號召大家步行前往。他覺得自己需要在巴黎街頭活動活動。他帶著大家穿過“老佛爺”,穿過羅浮宮,穿過巴黎聖母院,穿過那些為了防止恐怖分子藏炸彈而由垃圾桶改成的透明垃圾袋。看到塞納河的粼粼波光時,他想起了幾個月前來巴黎看場地時的情景。剛開始,他想拿些現成的畫過來展展就行了,但細想又覺得不對。他想“老畢”如果在天有靈,是會生他氣的。於是,他來到塞納河邊,一根根地抽著煙,坐在那裏望著河水,想這個展覽該怎麼做。
空間不大,卻有架不小的三角鋼琴,畫掛到邊上,氣場容易被搶,淪為牆上的裝飾和陪襯。但能把鋼琴拆掉搬走嗎?這是阿蘭主席的最愛,開幕酒會時,這老頭也許還要興之所至地彈上一曲,所以拆它幹嗎呢?他想到了屏風。屏風可以包羅萬象,既可把鋼琴包容進去,也可以和鋼琴之間形成一個呼應關係。而他可以把畫畫到屏風上。
屏風這種“家居品”突然給他帶來了靈感。他想,既然這裏曾做過畢卡索的工作室,那現在為何不把它佈置成我徐龍森的工作室呢?哪怕是臨時的。
窗戶是長條桌,他量好尺寸,決定帶兩個卷軸鋪在上面。卷軸是五年前畫的。既是自己的工作室,作品自然也該有各個時期的和各種形式的。他又做了兩塊窗簾,他覺得窗簾一掛才有生活起居的意思,窗簾的布他選的是大紅大綠,在東北最常見的那種。他想自己雖是上海人,但來北京畫畫多年,也算是北方藝術家了。除此之外,他還打算將家中的古琴也擺過來,在他看來,郎朗來這裏彈鋼琴,那也是追隨西方的。他要把這裏徹底東方化,他要用自己能帶來的所有物件把這裏覆蓋掉,就像胭脂一樣。
古琴最後沒帶過來。海關的工作人員告訴他,這是張名貴的古琴,屬於文物,出國很麻煩。他聽了,也就算了。
認路他並不在行,圍著塞納河繞了個大圈後,他才在那條僻靜奥古斯丁大街上找到了目的地。助手們拖著沉重的箱子在後面抱怨,裏面裝著他這次的海報和去年布魯塞爾展覽的畫冊。
奥古斯丁大街7號空曠的院子裏沒有任何植物,幾個年輕的法國姑娘正靠在牆邊抽煙。她們是樓下一個培訓學校的學生。巴黎街頭,到處都是在路邊抽煙的姑娘,他覺得她們抽煙的樣子挺有魅力。
爬上頂樓,曉舟已經在那裏等他了。曉舟問他怎麼這麼晚才到?他說,我們走過來的。
牆的四周掛滿了畢卡索畫作的複製品。看著它們,他心中一陣竊喜,很快,他的山水就會像胭脂一樣,覆蓋它們。
鋼琴旁依舊是那幅《格爾尼卡》。每次,他站在這幅畫前,即使它是複製品,也會被震撼。畫中表現的是1937年納粹德國空軍瘋狂轟炸西班牙小城格爾尼卡的暴行。畢卡索用了六個星期,在他此刻站的這個地方完成這幅巨作。畫面裏沒有飛機,沒有炸彈,只有被踐踏的鮮花、斷裂的肢體,號啕大哭的母親、斷臂倒地的男子、瀕死長嘶的馬匹在展現著殘暴、恐怖、痛苦、絕望、死亡和呐喊。對此,畢卡索曾說過:“我是依我所想來畫對象,而不是依我所見來畫的。”
他的感受跟畢卡索的一樣。
為畢卡索畫室展覽而作的屏風畫得他很累。上面只有一層薄薄的棉紙,不吃水。他用了“皴”。他希望這種具有包容性的技法能體現自己的東方柔情。幾周內,他足不出戶,他把窗簾拉嚴實,漏進的一絲光都會令他走神。他白天黑夜地開著日光燈畫屏風,好讓自己徹底忘記日月星辰。只有囚徒般的封閉才能給他帶來專注。陪伴他的只有酒。紅酒、白酒、楊梅酒、枸杞酒、威士卡、白蘭地、各種酒,輪著喝。酒讓他精神抖擻,幫他無中生有。
他從不清楚自己的靈感源於何處。下筆前,他什麼都不做,就只是站在屏風前慢慢感受,他不知道第一筆會從何處起。他只是等待著自己的心血來潮。第一筆終於起了,他不知道理由,反正就是從這裏起了,接下來兩三筆形成一個結構,剩下的便是在畫面裏尋找構圖,等待它們自己生長出來。無中生有,憑空捏造的過程似乎有些迷茫,但只要它們開始自己生長了,便會畫起來沒完沒了,只要精神不萎靡,他的那些山水便會自己慢慢長出來,不需要任何參照。
陽光斜照進來,在地上投下窗框的影子。他推開窗戶,放眼出去,遠近都是屋頂,屋頂上插滿了參差的天線和各色的煙囪。他想,這便是當初畢卡索趴到視窗前看到的樣子。突然,他發現了對面白牆上的斑駁,那是常年的雨水沖刷牆體後形成的,很像一幅山水。
他想起自己站在山海關上時的情景。一個小土坡,兩條羊腸小徑,幾棵松樹便是關內關外之分,沒什麼雄偉壯闊的景色,但一想到這裏發生過的數千次戰鬥,無數的公主從此處嫁出去或是娶回來,他便心潮澎湃起來。他迎風背了段曹操的《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這幾句吟得他熱淚盈眶。
“曉舟,你看那牆上的影子像不像一幅山水?”
“還山水呢?這都快4點了,你的屏風還沒出關呢,過會兒海關一下班,你這展覽明晚開幕前能不能布完就沒准了。”
“只要明天白天能到,搬上來就行,那個快。”
“萬一人家罷工呢?”
他的心一下涼了半截。要是在中國,打幾個電話找找人,畫也就出來了,但這邊沒用。上次來巴黎,他去羅丹博物館,結果博物館罷工不開門,他凍得要死,什麼都沒看到。在這民主社會裏,認識總統都沒用,罷工是老百姓的日常權利。他只能讓助理小雪不斷打電話催問物流公司,出來沒?出來沒?然後用“打官司”、“巨額經濟賠償”等字眼來嚇唬他們。他心裏清楚,只能這樣了。如果真趕上海關罷工,或是物流公司罷工,那也就是天意。人遇上天意是沒脾氣的。
沒過多久,曉舟又告訴他,原本計畫在第三天舉行的那個教法國小孩畫中國畫的活動也要取消了。因為她剛接到學校電話,說市區內發現了炸彈,校外活動一概取消。
屏風和畫是在晚上7點運到的。海關沒有罷工,物流公司也沒有。
屏風他畫了兩塊。能折疊的那塊放在鋼琴旁,覆蓋住《格爾尼卡》,不能折疊的放在一樓上樓的地方,放在那把上面釘著“畢卡索用過的梯子”牌子的梯子旁。一切他都是想好的。
他沒想好的是,那不能折疊的屏風上不了最後的螺旋形樓梯。有人建議搬到樓下院子裏,但下雨怎麼辦?他決定放在三樓的樓道裏。樓道裏有幾盞射燈,但是壞了,阿蘭幫他找人來修,兩個工人幹了幾小時,要了他一千多歐元。他知道自己被人“黑”了,但也沒什麼辦法,他也並不為此而心疼,比起屏風出不了海關,運不過來,這已經很不錯了。
除了屏風之外,還有小畫,長卷和一幅十多米長的大畫。他的山水畫裏沒有小橋流水,沒有亭子牡丹,也沒有詩詞歌賦。他覺得這些花裏胡哨的“世俗語言”容易讓人聯想到具體的山脈,滿足的只是個人小趣味。在他心裏,只有山和雲才是“純精神語言”。在他的畫裏,傳統元素,甚至關於山水畫的固有概念和章法都消失殆盡的。
他希望這次的展覽是風格多樣的。有意無意,畢卡索的氣場在干擾著他。多樣化的風格也許是畢卡索喜歡的,所以,他決定用多重性的語言結構來與之對應。
至於法國人能不能看出這些聯繫,他無所謂。他從不試圖解釋自己的作品。懂就懂,不懂便不懂,藝術不是普世教育。當年,上海電視臺曾請他做節目,他問,這節目給誰看?電視臺說,給老百姓看。他說,我的畫跟老百姓一點關係都沒有。電視臺說,你不想為普及美術做點事嗎?他說,我是藝術家,不是教育家。電視臺的人氣壞了。
唯一讓他很失望的是,阿蘭在看過他的窗簾後,拒絕了他把它們掛上去的請求。阿蘭說,以前畢卡索在的時候也沒掛過窗簾,還是保持原狀比較好。他不知道為什麼,阿蘭說這話的時候,表情如同撲克牌上的一樣冷漠。
一切佈置完已是深夜。
“最好明天別下雨,名流們都是開車的,這附近不好停車,他們得自己去其他地方找車位,下雨就沒人來了。”曉舟說。

天公作美,名流們很快擠滿了他的“臨時工作室”。
名流們的年紀似乎都偏大,他們嚼著小點心,酒杯在手裏顫抖著。他想安排老人們坐下來歇會兒,但人實在太多,椅子放不下。不過,讓他安慰的是並沒有人抱怨,大家都邊吃邊喝邊聊,似乎相當知足。
“特別有效”的貴賓不斷出現。一會兒是法國前總統德斯坦來了,一會兒是東京美術館館長來了,一會兒是法國前總理若斯潘來了,一會兒是吉美美術館館長來了,一會兒是現任里爾市市長,即將代表社會黨參加總統競選的瑪蒂娜來了……他語言不通,但他覺得不會外語,既是壞處,也是好處。他不需要跟他們有太多的交流,只需要拿著酒杯,像一個東方傳教士那樣溫和向他們致意並把他們拉到屏風前合影留念即可。而重要人物們也總是在人群中引起一陣小小的騷動後,迅速離去。
他最如癡如醉的時光是那個巴西女人帶來的。據曉舟說,這位巴西姑娘現在是巴黎最有名的交際花,交際花見到他,便像親人一樣熱情地撲過來。她不時擺弄著自己金黃色的頭髮,哈哈大笑時,豐滿的乳房在他眼前劇烈地抖動。離開前,交際花還溫柔地問他,可不可以跟他行貼面告別禮。
他發現,沒多少人在認真欣賞他精心創作和佈置的畫。
但他佩服這些人。即使對他的作品僅是掃上一眼,他們也能口若懸河地通過翻譯來讚美他。
“徐先生,如果畢卡索在,他會出來跟你鞠躬致敬的”。
“徐先生,您的畫雖然跟我們西方有距離,但讓我們瞭解了另一個世界,我發現了很多東西。”
“徐先生,我非常喜歡您的畫,歡迎您能抽空到我們美術館來看看場地,期待跟你合作”
“……”
他心裏美滋滋的。又一次,他的山水佔領了西方的空間,覆蓋了他們的感官,像胭脂一樣。